因而，城市形象是亲历的、城市形象是审美的、城市形象是理性的、城市形象是有含义的。

引言
城市形象，在这里是一个由“城市”和“形象”名词复合而成，"城市"(city)一词的拉丁文词为“urbs”(如英语中的urban),而“公民”的词源为civis,并由此衍生出了表示公民身份的抽象词civitas(英文citizenship),该词经过抽象内涵的不断增加,最终成为urbs的同义词.并通过古法语cite的转化,成为英语中指代感觉上比“borough”(区)面积略大的一片人群居住地。现代词汇中镇(towns)与城(cities)两词的区别出现在14世纪。而拉丁文中的civitas在意大利语中演变成了citta,其变体cittade目前已经古旧不用,其小词形式则演化成后来英语中的“城垒”(citadel)一词。“形象”(image)一词的拉丁词为“imago”, 含义是"象某物" (可能与"模仿"(imitate)一词同源).拉丁文从此词的衍生词为动词“imaginari”,指"在自己头脑中形成一个意象\图景",这一词汇后来成为英语中的“imagine”。“形象”一般与视觉相关，主要是通过两维或三维的再现，在人视觉中留下印象。如果“形象”一词专指被刻意树立的“身份”，似可用profile（原指“侧影”）。

当然，“城市形象”不能用城市和形象二词来分别描述它的语义，“城市形象”一词一开始就具有：在城市里，以人的交往需求为核心而展开的，人们对空间的体验、审美的获取、以及对形态与意象的亲历活动之意。城市形象，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是一个一下子难以说清的概念，历史学家描述的古时城市，国与城往往合为一体，一国即一城，往往一个城堡就是一个以领主为中心的小国，在局部联合体及国家统一共同体形成之后，众国之上又有统领者。 这些“城”遍布各地，规模不等，建造方式不尽相同，形成的城市形象各异，互相连属又互相区别，共同形成这一时代的物化标志。城市设计者把城市形象作为一门艺术，它从关注人的交往行为出发，实现物我分离，从表面行为到社会暗示多层面，透析其抽象的形式和行为学的可能性。在很多时候，城市形象的历史可以被作为一个设计资料库，建筑师和规划师可从北非的原住民村落中获得启发和灵感，中世纪的锡耶纳的城市形象被作为例证——它的赞誉源于城市是在不断扩充和巩固自然地形而形成的，用于反对由政治家和规划师强加的、无视地形地貌和乡土民情的专制型方案。

城市形象是人所向往的空间，城市形象是人类精神的栖居地，城市形象是人造的空间工艺品，城市形象是需要科学分析方能被理解的物质系统，城市形象的诸多问题是在城市化过程中有待解决的问题，城市形象是可以带来财富的资源，城市形象是反映社会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的意识形态，城市形象是历史，城市形象是审美的。

本文则从城市形象与人的物我关系及城市形象的亲历性、艺术性、形态性、虚拟性入手，由表及里，揭示城市形象是体验的、城市形象是审美的、城市形象是科学的、城市形象是有意象的。

1.空间亲历——城市形象的体验。
城市形象作为生活在其中的栖息地的空间体验，是人在空间中的定位和对空间的认同；
城市亲历是空间对人们产生的内在生活体验，每一个城市形象都是人类居住亲历者对家园的体验和体验描述。
经简化和归纳，城市空间的亲历活动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必要性活动、自发性活动和社会性活动，每一种活动类型对物质环境的要求都大不相同，不同的物质环境带来不同的城市形象体验。中国古代山水画把亲历性作为画境和意境的最高标准：所谓“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居者，有可游者……但可行可望不如可居可游之为得” 。无论是作画或赏画，实质上都是一种对时间与存在的体验过程，也是“空间亲历”这一概念的深层的含义。这是哲学家海德歌尔的栖居概念。栖居的过程实际上是与自然的力量与过程相互作用，空间亲历也就是体验城市形象以取得和谐的过程，同样地，对城市形象的亲历介入是人类为了生存和生活而对自然的适应、改造和创造的过程，也是建立人与人和谐相处的过程。

必要性活动包括了那些多少有些不由自主的活动，如上学、上班、购物、等人、候车、出差、递送邮件等等。换句话说，就是人们在不同程度上都要参加的所有活动。一般地说，日常生活和工作就属于这一类型。在城市亲历这一活动中，这一类型的活动大多与步行有关。这是缘于这些活动都是必要的，它们的发生很少受到物质构成的影响。

与之相反，自发性活动是一种全然不同的活动，只有在人们有参与的意愿，并且在时间、地点可能的情况下才会发生。这一类型的活动包括了散步、呼吸新鲜空气、驻足观望有趣的事以及坐下来晒太阳等。大部分的宜于户外的娱乐消遣活动都属于这种范畴，这些活动特别有依赖于外部的物质条件。

社会性活动指的是在城市公共空间依赖于他人参加的各种活动，包括聚会、游戏、交谈、互相打招呼、各类公共活动以及最广泛的社会活动——被动式接触，甚至即仅以视听来感受他人。多种的社会亲历活动产生于各种的场合：广场、公共建筑；工作场所；住所；甚至私有户外空间、庭院和阳台等等。这些亲历活动可以被称为空间按形态来分可归类为实体空间、虚体空间和虚拟空间，对城市形象的体验是人们在其中生活的地方诸种空间的内在和外在的感受。哲学家们把亲历上升到了一个哲学概念，用以探讨世界观及人生观。而地理学家、建筑及城市形象理论学者又将其带到了理解城市形象现象的更深层次。亲历是无所不在的，人离不开空间，亲历是人在地球和宇宙中的立足之处，时间－空间亲历使无变为有，使抽象变为具体，使人在冥冥之中有了一个认识和把握外界空间和认识及定位自己的出发点和终点。城市亲历由对空间的空间和第四度空间（时间）的体验构成的，而所有空间与结构又是通过城市形象来表达，同时把握多度空间概念。对亲历的理解首先必须从空间的可及性，人与空间的互动性，对时间的感知等三个方面来认识。这四个方面构成城市形象作为空间体验的密不可分的整体

(1) 空间的可及性
可及性讨论的是以空间物理性为核心，亲历者对该空间亲历的参与和介入。
由空间和特色两部分构成，也可理解为空间和资源特征。当然，这种空间个性并不能只依赖于地方本身的属性反映出来，正如对一个人个性的描绘不能仅靠其容貌的勾画一样，城市形象的地方个性或地理个性，在亲历者对该空间亲历的参与和介入，亲历者体验空间的特色则，对更为具体的物质成分及其状态的感受，不断描绘了具体构成空间的元素或成分、物体质地、光线色彩、形式等，形成地方特色的氛围。 这些都在多层面形成了城市形象的地方个性或地理性格——空间的可及性与其他地方的相互关系中反映出来，而尤其是在大的社会、文化背景中才能突显出来。

(2)空间的互动性
可及性讨论的是以空间精神性为基础，空间对亲历者活动的影响和干预。

空间使无变为有，从无序走向有序，所以空间的形成在于对世界的组织，使世界形成了性质上各有区别的独特的中心，并使其有结构以影响和引导人们的体验。人的体验要获得空间，感觉到空间的存在，则依赖于亲历者活动的可及性和互动性，前者说明人是否感觉到以某地方为中心或节点的秩序的存在，后者则表明人自身秩序是否能与客观的秩序发生共鸣与和谐。如果两者是肯定的，则空间是有意义的，或者说是有空间感的。点线面模式则给运动于体验城市形象的人一个空间互动的定位系统和参照，通过这些空间元素，形成整体城市的印象，指导人在城市中的运动。节点的向心性，道路的指向性以及空间的节奏和变化，都使空间的秩序感得以强化。

空间对人的活动的作用的第二个方面是互动性，它是与空间的特色和个性相对应的，认同即与特定的空间成为一对互相依赖者，或者说是使自己归属于某一空间和这一个地方上的社会群体。认同于一个空间，是一个适应于这个地方的所有自然过程与格局以及社会的过程和结构的结果，空间的互动性是个体人的秩序与天、地、人以及周围的自然的秩序的和谐、融洽的结果。你归属于某一空间，认同于该空间，你在景中的互动状态越深入，你与空间的活动亲历感就越强。

只有成为景中的人，归属于空间的自然过程、自然力以及空间的社会过程，认同空间和尺度，你才能获得真正的空间感——一种自觉的空间归属感，而由空间构成的城市形象才具有意义；景中人和景外人看待城市形象是不一样的，前者是城市形象的表达，而后者是城市形象的印象；后者以一种走出景外看景的距离感和主客观分离的姿态来研究城市形象，导致了城市形象作为风景的艺术观，以及城市形象作为实证地理学的区域概念和系统概念的科学观，人文地理学及现象学则强调对城市形象的认识必须是人在景中的，成功的城市形象实践中对城市形象的正确理解正是基于此。他认为城市形象存在于人类的生活之中，而它不是人们观看的对象；城市形象是一种社会生活的空间，城市形象是人与环境的有机整体，这与实证主义的主—客观分离的观点是完全相反的；城市形象的评判是作为一个生活和工作的空间，而且是站在那些生活和工作其中的人的立场和角度来评判和认识的；所有城市形象都表达了一种理想，一种经世不衰的，在大地上创造天国的理想；城市形象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因为城市形象是对社会的表述，是社会形态、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映，所以，城市形象是一本历史的书。

2. 对象审美——城市形象作为视觉的要素。
城市形象是一个空间存在，表达了人的精神诉求，也反映了人们对美的感受和欲望；
将城市形象作为视觉的审美对象来欣赏和设计，空间成为视觉美的感知对象，这种认识是基于空间与人互相分离的基础之上的，即人作为独立在城市形象外的欣赏者——在这里，人在城市形象中寄托了个人的（或群体的）社会和环境的审美理想。

(1)城市形象作为美的艺术形式
在西方文明史中，城市形象的美化运动最早可追溯到城市形态和设计的启蒙时代，即15-16世纪文艺复兴的理想城市，首先在文艺复兴的意大利，画家、雕塑家、文学家受教皇和贵族的聘请，与建筑师一起参与甚至主持城市的设计和建造。形象是艺术家所要创造的最终目标，而指导艺术家城市形象创造的是理想形式，一种绝对的美的理想。这种绝对的城市形象之美的理想是存在于艺术家的内心，而最终源于宇宙和自然造物。这种绝对的美终于在城市形象的理想中找到了：秩序、比例、对称、均衡、和谐、明快。

文艺复兴的绝对美的形式幻想，在法国巴黎郊外的凡尔赛宫得到完美的体现；巴洛克城市的形式美理想，在原有的旧城肌理归纳强化几何化的秩序。16世纪的新罗马城市，就是成为一个供人祭拜的设有专门礼拜路线的“神圣城市”，整个城市形象是一个“雕刻出来”的纪念性建筑； 19世纪的美国城市形象美化运动，新规划使美国华盛顿的城市形象强化了纪念性轴线的几何化与形式化，也使旧城的浪漫自然的情调消失殆尽。在绝对理想的艺术审美的眼中，城市形象成为一个象精致的艺术品一样的得以表达：一个完美无缺的、几何化的鸟瞰图或透视图案。 这一类城市是经过规划、设计、或者经过“创造”而成的标准城市形象，这个城市形象在某个片刻被决定下来，其结构模式由主导的权力一次性决定。到19世纪为止，这个模式无一例外地表现为规则的几何形。最纯净的形式为方格网，或者呈圆形或多边形的中心性平面，街道是从中心向外伸展的发射线；而通常城市形象的几何模式更为复杂，是上述两种纯粹模式的调配和重组。
因此，这种观念形态下的城市形象是一种艺术的憧憬，而城市本身也正是一种理想审美文明的象征。这一点，东西方都是一致的。城市形象的设计与营造，实际也就是建造城市，建造作为美丽理想的城市和聚落。

(2)“有机”的城市形象模式
我们在穆斯林阿拉伯人的聚居地的平面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叶脉的图形，而纳德林根和亚琛呈环状的扩大的平面看上去又象树的平面——认为城市形象如同一个有机体一样协调均衡的观念并不古老。当然，这一观念与现代的生物学和生命科学的产生紧密相联。 一方面，的确很难否认，某些生物体与某些城市形象平面上有在图形上的相似；另一方面，形象生动地将身体的器官与城市的主要元素作功能上的类比强调出作为城市形象具有“生命形态”的基础性。 甚至，城市形象可以图解为一个“生物的解剖图”——广场和公园这些开放空间是城市的肺，中心区是城市的心脏，它通过动脉（街道）输送血液（交通），——如此等等。 这种直接的类比与文艺复兴的将好的即规划的、纯理性的唯美城市形象与生物体所具有的特征相比照的人文主义观点不同，在美学意义上，它具有丰富、自由、活力、多变乃至独特。

这种观念下的城市形象的审美以“健康与否”作为标准。这类的城市形象与生物体一样具有“生命”。它具有生命体的另外的特征：结构逻辑与病理学也被认为与“有机的城市”的行为有相一致的特点。动植物有明确的形体和能够自我调节的生长系统，它们必须经过变化和调整的过程，在形式上的调理整合都是功能的要求的直接表现。所以，城市如同生物器官一样会发生病变和衰败。19世纪有一股持续的城市设计的思潮认为，建造的城市空间环境与亲历者的生理、社会健康之间有着相互依赖的关系，在美学意义上，它极力回避“病痛和死亡”带来的种种蜕变和衰败的恶相。其中，大部分论述将造成城市结构病理恶化的罪魁祸首归咎于工业革命，并建议放弃这种病态的、过度拥挤的城市，宣告其死亡，或者切除这些城市中受到“感染的”部分。

可以看到，绝大部分的大都市尺度的城市，都是由预先设计的部分和随机发展而成的部分相互拼贴、相互重叠而成。“有机”的旧城核心本身就可能是几个部分的结合；围绕旧城的则是一系列规则的新区；而不时在城市边缘地带以及城市的内部某些未占用地块上出现由没有土地所有权的人，建立起的临时性居住的——可能又会在某种程度上打乱城市形象多年来形成的连续性和条理性——所以，城市形象的动荡和变化时它们的审美标准不能简单地归纳为“理性的规划和变化的未规划”两个类别。

(3)  城市形象作为的假象乐园
乌托邦的设计者要实现它们的梦想，就不能把关心的对象停留在社会关系上，毫无疑问，都必须面对环境实体，把城市形象的建构作详尽的理想描述——延伸和发展了对未来的憧憬，城市形象具有审美幻想的视觉美。拿傅立叶来说，他的“法伦斯泰尔”是一个空想的物质外壳，体现了一个令人愉快的背景，表达了是一种社会的完美。19世纪的后期，莫里斯的《来自无名之地的消息》，霍华德《明日花园城市》，以及20世纪的赖特《广亩城市》，虽然他们描述的理想城市形象不尽相同，但是，它们都强调了社会细胞的有序、不同类别之间的平衡、良好的健康条件、亲近性、稳定性、稳定性、相互依赖和重返自然等等。

在亨纳德1911年提出的城市交通系统方案中，交通的立体分层、城市地下空间的利用的使用等等想法，整个城市布局结构非常明确，而城市形象的审美也出现了很强稳定性、向心性和秩序性。而柯布西埃的“光辉城市”更是一个著名的例子。米柳京设计的线性城市则象一个真正的生产线，都呈现出一种绝对简洁的机械主义美感。

与“城市形象的美化运动”不同的是，虽然也具有美的绝对形式的渴求，如秩序、比例、对称、均衡、和谐、明快。但是，这群未来主义的设计者用不同的方式在思考城市，他们痛恨私有制的贪婪，为公有的社会寻找一种相应的空间实体。它们设计的城市形象是新奇的、多变的、巨大的和美观为特征，有时候为了某个智慧的想法，甚至设计出的建筑是非人性化的。在这里，城市形象就像柏拉图的思想一样，城市则是一个永远的框架，通过城市的建筑遗迹，“记忆”城市的过去并认识自己，城市中的建筑有自身的独立规律、是永恒的、不受时间局限的，建筑隐藏着的审美如同一个集体的记忆，是一个单纯而精密的形式游戏。

3. 形态构筑——城市形象作为系统。
城市形象作为有意义的形式载体，成为科学客观的解读对象。

城市形象，作为一个城市的形态构筑，它的空间按一定系统，逐步搭建而形成一种整体形态，里面是有物质、能量及物种在流动，是“活”的，是有功能和结构的。

在一个城市形象系统中，至少存在着三个的理论体系在研究它的形态构筑。

第一种被称为“规划理论”，它是城市形象在面对城市形态中的丰富肌理和内涵，空间在被用一种规则性的科学方法抽象了，象是被压缩到一个毫无特征的容器中，而其他非空间的因素象剩余内容一样被排除在容器之外，在这里城市形象被认为是个人和人群有目的的选择结果，而这种结果是可以被人认知，且经过归纳和掌握，这种结果可以成为原则反复使用——城市形象常常被看作不可改变律条的表现载体，而不是城市亲历者的欲望表现的结果。

第二被称为“功能理论”是城市形象内部各元素之间的关系，即水平运行过程——它试图解释城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形象特征和形态构筑，以及这种形态体系是任何运转的。在这里城市的起源的普遍规律不存在，与之相同，城市形象被看作一个历史不断积累的过程，城市形象受一系列的偶然因素，如历史、地域等以及文化、气候、经济政治条件的复杂影响而成为现在的模式。在这里，城市是人类聚落的生态体系，是地图上的一个个地区。而城市形象经常被形体概念描述为空间模型，如环形，波浪形，斧形，扇形和多核形等等。

第三种是一种现在比较薄弱、需要关注的理论——“一般理论”，它关注城市形象中的质量和未来，用于处理人的价值观与居住形态的一般性关联，也就是说，当亲历者面对一座城市时，任何认定它从形态上是一座“好”城市。

这种用“一般理论”讨论城市形象的“好”这一概念，必然引申出判定“好与否”的标准模式，它的标准定义是：对被认为是恰当的城市形象的形态构筑及其原因的一套想法。这些模式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第一种的城市形象的理论使用了普通的形态概念。其中包括城市的轴线的行进与序列，围合体体及其防御的开口、上升支配下降、或大体量支配小体量；以宗教或皇权圣殿为中心主导坐向根据太阳于季节的关系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意义。方格网形态的使用是为了秩序的建立；通过等级来组织社会结构；对称的手法用以表达中轴的极性和二元性……这些概念的背后是原始的价值观：秩序、稳定、控制、行为与空间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是对时间、衰亡、死亡、骚乱的否定。这种被称为“宇宙模式”的城市形象发展理论在中国和印度有大量的例证。 从西方文明的起源直至今天，场地的使用及其形态一直在表现和强化宇宙的力量，文艺复兴时期的理想放射状城市模式象征着这个秩序和精确的宇宙。

与“宇宙模式”的城市形象支持稳定和等级制的理想相异，第二种模式展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那就是把世界想象成一个实用的机器，这台机器部件可永久使用但变化灵活、带精确的预见性。 在这个模式中，城市形象是功能的、真实的、冷漠的和每个部分是自治的，除了连接部分按规定地传动能量；它的增长方式是简单整体的加法，在特定时候，它甚至可以拆分、叠合、颠倒乃至局部替代，而不影响它的运转。这种模式体现了勒•柯布西埃的“光辉城市”的理想，这种城市的形态由很多小型的、自治的、无区别的零件构成，这些局部围合起来组成一个有不同功能和运动的巨大机器。在这样一个更自由更人性的形态中，这个“机器模式”也体现了阿图若•苏瑞•美塔的思想，在这个思想中更注重为城市的亲历者提供健康的环境、绿化、低价住宅和和便捷的交通条件。

在理想化的 “机器模式”提供了一个个分离、排斥、简单、机器乃至冷酷的空间的时候，第三种的模式“有机体模式”是对现代工业化的重压、城市的巨大化和技术的庞杂发展的回应，顾名思义，一个有机体的建造是以“健康”为核心价值的，它应该有明显的边界，形式和功能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整体功能复杂，了解局部不能代表了解整体。这个城市形象是动态的，而且是一种自我平衡的动态：能在外部干扰的时候，它自身总能调节到一种有机的平衡状态。它在形态上甚至被看成与生物有类似的功能：呼吸、血液循环、消化和神经刺激的传导。因此这种概念下的有机体式的城市，它是一种自我组织的完整体，可以调节修复自己，生产出新个体，完成从出生、生长、成熟到死亡的循环过程。从生命周期到心跳、呼吸到神经系统的震动节奏，必须把它看作一个动态的整体。被这种模式收集到一起的思想早已有先知，如乌托邦的思想、浪漫的风景设计理念、社会改革者的作品、自然主义者的思想和激进学生的追求。如帕特里克•格斯德和他的继承者路易斯•马德福。梦想着把人类社区和自然环境融为一体的生态学家亚瑟•格里克森……他们主张城市是一个有机体式的聚落，社会和资源永久地受到这种连续不断的循环和平衡的保护，如果必须扩大生长，也应该有出口－通过新殖民的萌芽而发生的；在内部他们这个聚落式的社区是一个健康的综合体，由不同的人和空间混合而成，聚落内部象一棵分枝的树来组织系统，每一个单元有自己的服务和中心，相互之间连接着。

综上所述，城市形象的形态建构，以各种丰富的形态，存在于人类与其环境之间的物质、营养以及能量交换的关系中。当然，人类本身的复杂性，包括其社会、文化、政治性以及心理因素都使人与人、人与城市、亲历者与城市形象的关系变得十分复杂，已远非人类生态本身所能解决，因而又必须借助于社会学、文化生态、心理学、行为学等学科对城市形象进行综合研究。城市形象作为一个活跃的动态系统，几乎包含了所有积淀与发展过程而成为城市学的研究对象。

4.意象营造——城市形象作为虚拟。
城市形象是人类历史与未来，人与自然、人与人相互作用与相互关系在地球上的理想。

意象是城市形象亲历者与所处环境双向作用的结果。城市虚拟围绕着一系列的意象元素组织起来,形成亲历者辨认自己世界的潜在线索,从道路、导视、标志物、边界、节点和区域,到该地区的共同文化背景、意义、地域联想和思想语境,它多角度地营造城市虚拟,意象营造与环境营造都存在着联系和差异，亲历者借助强大的适应能力，按照自己的意愿对自己所见的事物选择、组织并赋予意义。

城市的意象营造形成了城市形象虚拟。人类是符号动物，作为人类的栖息地，城市意象也是一个符号传播的媒体，是有含义的，它记载着一个地方的历史和文化，包括自然的和社会的历史；乃至动人的故事和土地的归属，也讲述着人与城市，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德歌把语言比喻作人们栖居的房子，而城市形象的空间虚拟、文化虚拟则是真正的人的栖居地，城市形象语言是人类最早的语言，是人类文字及数字语言的源泉之一。“河出图，洛出书”是古代先哲对空间理解的一个虚拟态势，但它却生动地说明了在城市形象发展的初始，中国文字与数字起源时，自然物及现象对城市意象的观察和启示。

城市虚拟的聚合的形式是多元的，它在人们的经验视域里，虽然很少是有序的或显而易见的，但是同其他符号化的文字语言一样，城市形象的虚拟营造是可以用来说、读和书写，且经过长期的亲历者接触和习惯之后，会形成个性和组织的语言系统。它由存在着的¬——许多人意象复合而形成¬——公众意象，或者说形成一系列的公众意象，在这种的意象集合里，城市有它的思想与孕育思想的空间，城市的个性思想中虚拟与真实，呈现为文化的公共系统。 这种以生存和生活——吃、住、行、求偶和生殖的物质需求为原点，人类创造了城市，而城市形象的意象虚拟也是社会的产物。它为交流信息和情感搭建了平台，同时也是为人们提供庇护和隔离的空间，城市形象虚拟营造所表达的含义只能部分地为外来者所读懂，而有很大部分只能为自己族群的人所共享，从而在交流中，维护了一个族群内部的文化认同，而有效地抵御外来者的精神和物质的攻击。

城市空间创造在形成自己的语义上虚拟的时候，在特定意义上与亲历者保持一种协调关系，创造了一个供众多介入、属于绝大多数人达成共识的群体虚拟。城市形象中的基本名词是空间、围合、建筑、广场、街区，与之相对应的城市虚拟的基本词是文化、意象、形态和人文元素，在空间上的不同组合，便构成了句子、文章和充满意味的场域，共同作为物质和意象城市环境的操纵者。当然，首先让任何一个亲历者感兴趣的是形成环境虚拟的外部物质动因，其次是关注不同环境能够阻碍或者促进这种形成过程的内部精神动因。任何一个形式，不论是庞贝的城市空间还是巴洛克的建筑广场，都能引起亲历者产生虚拟意象，而不同亲历者的感受的可能性也有高有底。但是如果以亲历者的年龄、性别、文化程度、性别、职业性情等等进行分类，会抽取并归纳相似的虚拟意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