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谈论图像“记忆的真实”到谈论“记忆的所指”这个事实后面包含了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巨大理论跨度。对此跨度，我们可借用罗兰、巴特的美学理论给予解释。罗兰巴特把艺术的瓦解与传承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及物的，另一种则是不及物的。“及物”的艺术作品把我们从记忆的重建中带入另一个世界；而作品的图像仅是通往过去某个时间现实体验的门类通道，对重现性的重建正是这种及物艺术图书观念的核心。“不及物”的艺术作品拒绝成为通向记忆现实世界的工具，只是把我们引向文本本身，引向图式这个文本在记忆织体的内部，引向瓦解意义和消解概念的过程。所以，罗兰巴特把第一种艺术创作称为普通的图式写作，而第二种看成真正的图式叙述。从他律的传承性的普遍叙述向自律自足的瓦解真实的记忆叙述的转进正是艺术范式转换的突出表征，从“真实记忆经验”到“所指记忆经验”的语词产生。伴随这个过程，或许我们可以说，从对现实真实的朴素谈论到记忆经验文本这一语言织体内部，反而能更深地认识到艺术权力与社会记忆之间真实而复杂的关联。
数码及其技术所带来的语词和形式具备了极为顽强的“不及物”能力，它介入艺术家族，在诸多审美意义带来系列新规则¬——并以强化着自己语词特征的姿态瓦解艺术家族的“记忆真实”。如北京双年展外围艺术活动《左手右手》以“红色记忆”的潜在命题，试图“control-z悔键” （在数码的二进制逻辑中，“control-z”这一快捷键可以让历史的记忆在技术层面上后悔一次。）的形式唤醒一次特殊历史环境下对权力记忆，这个“红色墟”在历史的“悔棋”演变中可能出现一种创造性的记忆，视觉艺术中的积累不仅能保持自己的统一语词框架和规则连续性，还能不断地在保持记忆的更高水平且复活自己。也就是说，一种艺术文本愈加完善，它同时愈加有可能地回忆起自己的过去，在“不及物”历史的倒退中，曾经的艺术记忆是政治工具和教化工具的权力转嫁，在当下的图式转换中找到了一种相应的文本资源。在这里，记忆是这一富有象征意义的限定词，在当下的语境中愈精筒，它同时愈充分地回忆起自己的过去，使规定的语词在在当下艺术演变之中更加坚固。
但是，对红色记忆的“Control -z悔棋键”又试图证明，记忆的重复与记忆的瓦解同样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在许多当代艺术家眼
里，红色的记忆渐被视为历史不可重复的遗物，文本的规则与权威等级纷纷解体，不可避免，崇尚传统意义的形式主义首创亦成为最高理想艺术家所厌恶的镣铐。事实上，广场上领袖的塑像很难绝对地吻合当下的商品社会的权力规则，雕塑《衣纹研究——右手》混合了多种意识的成分，“领袖挥手我前进”这一记忆文本在重新唤起的“不及物”语境中，不断修正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缺席的现状中的已有界定。在这里，创作不仅只是对自我所严格遵守的文化立场一种“现在进行时”的检验与张扬。这个意义上，纯粹的记忆不复存在——与其说是真实的红色体验——不如说是一种形而上的理论推导。重复与拼接往往是在历史文本事实的经验描述之中所做出相应的实践抽象，由此持续产生了一种对抗与继承的讨论——换言之，当下的艺术创作试图以超越真实记忆的理性，甚至以超越逻辑的感性，有意向艺术语词的伦理规范挑战。人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任何记忆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对图式的建构的企图与瓦解的冲突总是如影随形。
正如前面所说，艺术的图式承传在记忆中包含了强大的权力规则。如果我们在把瓦解记忆的真实性放置到语言层面来看，记忆的理想真实将在一片闪烁不定的权力语词中肢解为多重影像，真实这个概念正是在语词的波涛中愈漂愈远，在图式语词的边缘慢慢瓦解并逐渐淡隐。在这里，从不怀疑语言重现的可靠性和透明性，对他们而言，瓦解与重建在记记中一样重要，都是语词又被使用的表达工具。虽然，许多当代艺术家多半未能意识到自己在重现传统图式化文本在语言系统中的被动性，“Control-z键”本身及其数码语言受计算机语言系统的种种规则的限制，早在规则创建之时，记忆系统绝不可能真正透明清澈，而是饱含权势真实的概念记忆。据此，艺术创作中的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都放弃了对记忆真实的没完没了的论辩与争夺，转而把记忆的转换本身当作自足的语言编织体即随机文本来谈论和分析。记忆文本对真实作品的瓦解与承传不再只是时尚的语言游戏，而是一种对图式范式批评的深层次转换。
艺术语词不再是外在世界经验的镜像，而是自足的图书语言系统内部发生的事件，是否如魔镜般与记忆中的世界的重视相符合也不再是艺术语词分析指标了。当然，托多洛夫说过：“作品要成为例外，必然以规则前提；不仅如此，而且作品的例外一旦得到承认，由于畅销和批评界的关注，它转而成为一种规则”可以发现当现代达达和超现实主义的语词被无数次以弯曲的时间状态地重复着：软化了的钟表已经被繁殖成为无数的软化了的东西。而数码技术那种时间常规的态势也可能成为新的可重新体验时间权力规则，这些创新语词也可能固定化制度化，新的艺术语词标准必将再度确立，同时为多方面承认并且成为新规范与新枷锁。艺术的语词是以往和当下艺术实践的产物，但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未来的艺术道路，所以，对新的艺术门类的语词瓦解与重构变得同样重要。
艺术语词与规则的成熟是一种理论与实践的必然。许多当代艺术理论家和批评家反复重申语词的合法性，并断定艺术规则依然是构成艺术话语王国的坚定框架。虽然艺术在当下观念创新的追逐之下疲于奔命，克罗齐认为所有的艺术语词分类都是无稽之谈，但是艺术门类始终顽强地存在。某些时候可以看到诸多经典架上艺术，诸如油画或者中国画这些已被既定的门类与方法都遭受了种种严厉的挑战。传统的文类样式被另一种新科技所带来¬¬——数码文类样式所替代¬——其结果是承载艺术本身在语词层面上并没有消失，门类的语词界限在当下语镜中逐渐模糊，并在试图产生另一种的瓦解原有规则的可操作逻辑，由此带来一种能够完整地揭示出社会情境和权力的正确方法。就如我们常常用“覆水难收”来形容人们的言行就象泼出去的水一旦做出既无法收回，但是在数码技术的二进制逻辑中，“control-z”这一快捷键可以让历史的记忆后悔一次，这种悔棋式的重现意味着对例外消解规则的追求与可能。
[①托多洛夫《巴赫金对话理论及其他》蒋子华、张薛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版第2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