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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02【批评家访谈】也谈艺术的边缘

主题: 也谈艺术的边缘
访谈人:康学儒 卓 凡
地点:北京•黑桥苗圃艺术区
时间:2010年4月10日
卓凡的作品创造了一个新词组,那就是“艺术自动化”。——康学儒

康学儒:我们所说的艺术的边缘,在你看来,起码的标准是什么?如何来界定这个边缘?
“艺术自动化”自动化导入艺术,是不是也是在作为艺术的一种边缘的研究而存
在的?

卓凡:我同意你的观点,“艺术自动化”是一种新的艺术边缘。
边缘是视“中心”而存在的,没有中心,就没有边缘。其实,一个有边缘的东西,就决定了必然有一个决定性质的存在,诸如DNA,也可以说任何作品本身会有一个DNA存在。很多人在解读我的作品时比较吃力,因为我自己觉得的“艺术自动化”作品的形态是含糊的。在这里有人会提问,艺术边缘也是含糊的吗?但是,突然发现它在他人的眼里,它作为艺术的边缘又是明确的——虽然它不是用图像,或者说不是用习惯图像的特征来传达想法。在抛开图像,诸如造型、调子、比例、结构这些东西之后,艺术自动化也有许多明显的特征,即一个DNA存在,这个特征究竟是什么呢?
也就是这一点——形态含糊的东西,其实,如果艺术创作简单地在中国传统里面的找东西,找符号,它其实是一种“伪民族主义”,可以说,这种民族主义已经被“概念化了”。即把艺术自动化放在中国当代艺术的语境中看,恰恰拒绝了简单的“民族主义”,褪去民族主义的虚幻性,用艺术化的自由与进取作为思考的主体,而扩充了艺术的边缘。我一直认为,自动化是人们在生活里一个重要的当代词汇,“自动化”和“被自动化”可以说是一种生活方式。

康学儒:将艺术符号化,无论其形式还是内容都是趋于肤浅。而你的“艺术自动化”作品,第一感觉就是其作品本身的复杂。总的来看,你的创作,是一种装置,从主题的设定到最后的作品呈现,是一个从思绪到工序的非常复杂的过程。以前的大多数艺术家,最后呈现的却是一个非常精致且单一作品——之前那种思想的冲突、纠结,以及制作过程中实践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去掉了,看不到了,剩下只有是一个作品空壳!然后,观者再从那个作品,就直接追求到一种某种象征意义上去了,这种缺少回溯的态度,而这与作品的创作初衷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
虽然“艺术自动化”可以说是一种简洁的样式,但是,你的这些作品本身给别人呈现出的却是复杂的形式,这种复杂恰巧把装置的复杂过程也体现出来了。这种复杂体现了一种形而上学式的回溯精神,我觉得恰是最值得玩味的东西。

卓凡:这里有一个东西很让人惊奇,即我对过程的迷恋,而我的创作过程中特别受存在主义——特别是海德格尔、萨特存在主义的影响,我喜欢“存在先于一切”这句话。
当然,我知道我对于这句哲言的理解可能很浅显,甚至有点不靠谱。因为它对艺术创作的影响不可能是“从一对一、由此及彼”的简单关系,那就望文生义吧,在创作的过程,如何组成一个装置?直接拿现成材料——包括把雕塑也作为一个创作的单体元素,直接进行创作,可以看作我对这句话的理解。
这些材料的存在与我的身边,我甚至不刻意去选择他们,只是在雕塑+机械轴承+电路控制+触控器中寻找逻辑关系。所以,不是意义决定存在,也不是价值决定存在。我强调的是,思考决定存在,呵呵,我思故我在,我物故我在。  

康学儒:也就是说,这是你非常个人化的思考——物质化话语的存在是最重要的。艺术自动化中“人工装置”创作的过程,也就是呈现你作为一个特立独行的艺术家对——一个“人工”与“物质”的双重尊重,物质与物质尊重,物质通过“装和置”成为艺术的过程。

卓凡:我一直不是用二元对立的那种思考方式来做作品——比如说它形式是什么,承载的意义是什么,承载的价值是什么,而是用“存在先于一切”来作为思考艺术的基点。其实我们身边的任何东西都能拿来做作品,我之所以选择某种材料,正好赶上我手上有这种材料,这个方式常常是在装置创作中的核心思维方式。

康学儒:这样必然抛去习惯的图像特征,我们将视野拉的再远一点:可以说“艺术自动化”这系列作品,一方面是从你自身的感受出发,这一点让我们为之心动,另一方面,就是你的艺术创作除去时代的某些共有图像特征之外,也在介入公共的主题叙事中。

卓凡:我觉得不能把“艺术自动化”当作一个可以明确的事件来做,但是它必然有一个指向——个人以外的社会学指向——而不是老在看自己的自爱自怜镜子。
在做机械,我们其实是用机械重新做一个新的东西,机械本来就具有公共话题。可以说,我对汽车里的各种零件感受和简单地挪用形成品的感受不一样,这是艺术自动化的起点。我那件的汽车作品,不是简单地材料转化,很多人是将汽车造型转换为大理石,转换为不锈钢,是简单的材料转换。我在创作中强调的是,一个司空见惯的东西,在我的眼里有你见不到那个东西——这就是常常说的公共叙事。

康学儒:有趣!
把自己看清楚也很好。你刚才谈到材料转化这一个话题,恰恰牵扯到你作品中很重要,在我看来,也是最为核心、最为本质的一个问题——能量转化。

卓凡:我现在也一直在想我的作品里头究竟有哪些东西——什么东西在我心里作祟?
有一件事,那天挺触动我的一件事——我在参加了卢征远2010年的个展开幕式,他陪着我看他的那张《心脏》油画,他突然冒出一句说:“呵,呵,这心脏是能动起来的就好了。”他突然间又把头转向我说:“那能动起来的心脏应该是你做的,不是我做的。” 两句话凑在一起,也就是别人对我的创作特征的描述——即艺术自动化的特征,这是你在《艺术时代》给我的文章标题,挺到位的。
我很喜欢你用“能量”这个词来描述我的作品,在“艺术自动化”中能量是必须的。当我们讨论很多复杂问题,讨论历史的沧海桑田,城市的兴衰,社会的繁衰变迁,人生的荣辱沉浮。其中不变也就是能量守恒。任何事物,不是一个无限制地膨胀或者是无限制地衰亡的过程,谁也脱不开能量守恒的一个幽灵的缠绕。
所以我的作品里头,就如同你当时说的一个词“艺术自动化”,你也关注到我的近期作品的标题,大概用时间——每秒钟或者每分钟,或者物理单位——速率或者流量来界定作品的能量流失与转移,其实它隐含的——在创作的初期,我也没有想到这么多,被你一提醒,想法里隐藏的是能量守恒定律。
   
康学儒:《阿凡达》中反复所说的也就是这一点,在潘多拉星球上,能量从某一事物转移到另一事物。人死了并不意味着一切都消失了,只是能量从这里又转移到另外的地方去了。我觉得你的作品在更深的层次上流露的就是能量问题。

卓凡:现在对很多问题的追问,最后都脱不开对人的追问。
装置是什么?人究竟是什么?对人的追问,来自艺术家的个体精神生命和精神经验乃至超验意识!这个问题对艺术家来说用文字语言无法回答,但是至少可以用艺术作品即艺术语言来回答。也就是说,在这些“人工装置”的作品中也传达了对人的追问,有一个很重要的、且值得关注的元素就是我们对“能量”的艺术表达,它形成一个线索在人和人或者是人和作品之间贯穿着。
这种“能量”的形态本身呈现出来是一种的书写,一种对人的社会伦理和思想激情的文化书写。
   
康学儒:这牵扯到你“艺术自动化”作品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机械、人和生命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除了能量的相互转化之外,我觉得像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的“轮回”二字。
前者是形而下的表述,而后者是形而上的寓意。这也符合我们对人的追问这个问题,比如《每分钟•污水净化》这件作品,在我看来就是一个“轮回”观念。

卓凡:《每分钟•污水净化》不是具体的现成品,整个东西是我自己“设计”出来,因为它是一件我理想中的“文化污水”净化器。
后来很多人问我是怎么“设计”出来的?问我为什么要把一件简单的事情做得这么复杂?
人和物质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很多年前,温普林先生曾经花了一百多万的钱在西藏盖了一个庙。事后,温普林说:它是一片瓦、一块砖地建起来,但是再复杂的东西,投再多钱的庙,如果说没有神入住,没有人去烧香,这个庙也是死的。
机械也一样,如果没有“神性”,如果没有人的介入,也就没有了生命,只是一堆死的铁疙瘩。我的大多数作品,会有意地把机械物件裸露给大家看。我之所以把那些机械部件做到特别复杂,就是想告诉人们,机械也是活体,一个有生命的物体,是一个活体。
   
康学儒:哈,哈,“神性”说得有些悬了!
回到你作品本身,我想知道,是人赋予了机械的运动的能量,还是生命本身就很无奈。在你那件骷髅、手指控制的作品,我看到的一种生命的悲观情绪。

卓凡:有哲学家说过,哲学,是对死亡的实验。
人一出生,死亡一直在逼近生命。我对肉体的死亡是特别有感触的,在我少年时候,体验到我母亲——一个最贴近你的亲人的离你而去。从那时触发对死亡的感受,非常深刻,以至于我在30岁之前,无法直接看待“死亡”二字,无法正确看待“死亡”二字。
   
康学儒:现在呢,你还很畏惧,悲观吗?

卓凡:畏惧!
畏惧之后才有思量!我前几年,为一个作家做了一个胸像雕塑,他是一个夭折的作家,文章写得非常好。他29岁时,出于一个非常偶然的车祸去世了。但是,他过世的那一年,有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 “生命结束的时候,思想开始了。”
生和死,究竟是什么?如果明白了这个道理,就会坦诚的面对生命中生存和死亡的追问。


康学儒:近一段时间以来,大家对当代艺术中过度强调社会学表现出极大的不满情绪。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当代艺术已经被社会学武装到了每一颗牙齿。艺术介入社会,用艺术来突破社会的底线,这是自然也是必然的事情。但是,艺术家一味的强调自己的作品是如何的介入社会、如何揭露或者是反映的社会的某些问题,却完全失却了艺术本体的东西,最后只剩下一句大而无当的口号。
如果说,在当下对艺术还有所建树的话,还必须从艺术本体建设开始。

卓凡:这是在在强调艺术家不是哲学家,更不是社会学家。
艺术本体究竟是什么?当我们抓住艺术本体的时候,它已经离我们远去,或者这个所谓的本体已经问题丛生。当我们匆忙地跑到社会事故或者社会问题现场,突然间,发现我们根本不能充当一个社会学家,简单地去批判、或者说从政治平台上上介入这个事情。
可以看到当艺术可以承担一种社会责任,那就是对文化的责任,对艺术边缘的扩展!但是简单——不加修辞地去表达社会问题的批判的时候,它的内核就偏移了。在85艺术思潮时期,艺术家有意去触犯道德底线,触犯制度底线,触犯一些社会的伦理底线,从而引起社会对他们的关注,这也是一种当时的艺术介入社会的方式,是特定的历史产物。当下艺术对社会问题的介入,与二十年前的这种形式介入,应该有很大的不同。
那就是这个事件本身是否具有艺术性,这是需要我们在做艺术的时候去反省的。
简单地去制造一个艺术的新闻或者制造一个艺术的可能性,我觉得已经不是现在该做的问题了。自85之后,艺术的边缘已经很模糊了,而恰恰艺术边缘模糊的时候,其实是值得思考的是:用什么来拓展边缘。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形态,从生物的形态或者到艺术的形态,都有边缘——哈,哈,癌症的生物体征就是没有边缘的,但那是告诉我们,身体已是患了不治之症。如果艺术漫无边际——没有边缘的时候,那恰恰是可能就有了的问题的时候。艺术应该有边缘,当然这个边缘是开放的、可以拓展的,但不可能是为了无限制地去触犯各种边际而扩大边缘,更不可能以此作为艺术的一个存在的本体。
其实边缘是无法界定的,特别是艺术的边缘,是无边的。只能用建立你刚才说的本体一词——即“中心与标杆”,来界定原来无边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