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合理的最深处引爆问题最早得知卓凡作品《每分钟：这部车的呼吸频率为22次每分钟》是在2008年暑假，当时我正在参与策划上海的“虚城计”展览，向策划团队积极推荐了这件作品，并得以通过，但最后由于展览空间有限，这件作品没能展出。当时之所以推荐这件作品，是因为该作品已经出现一种新的艺术样式——“艺术自动化”研究的苗头，而这种样式的立基点和“虚城计”的策展理念遥相契合。

在我看来，我们所处的公共空间是“物理形态的实在之城”和“信息交织而成的虚拟之城”的综合体，“信息交织而成的虚拟之城”越来越具有“物理形态的实在之城”的实在性，而“物理形态的实在之城”越来越具有“信息交织而成的虚拟之城”的虚拟性。当时策划“虚城计”展览，并不是要再现这个虚实交织的现实世界，而是要抓住当代都市人群穿越于虚实之间的感受，以及基于这种经历而形成的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社会心态，激发参与者对于这种穿越感的重新感知，并试图去探寻在虚拟和现实两个社会并存又相互转换的现状下，人的主体意识在穿越之中所谋求达到的平衡点与转换方式。策划团队认为卓凡的这件作品——用人工装置的手法，很好地体现了上述策展理念。

卓凡作品被批评界称为人工装置，而这件《全自动：这部车的呼吸频率为22次每分钟》通过对城市交通工具——汽车的改造，使其形体结构（以一个透视点为基准，对车体进行了系列变形）和物理状态（借助对“呼吸”的控制，使其具有了生命感）具有了超现实性，这一“超现实性”与车体残留的“现实性”相呼应和对照，一方面沟通了“自然物”与“人造物”之间的鸿沟，让人们去思索“自然物”以及“人”的异化现象，追问“人造物”未来拥有“生命”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正是这部车的“超现实”存在，使其所处的“物理形态的实在之城”的现实性减弱，虚拟性增强，而更加凸现“信息交织而成的虚拟之城”的实在性。卓凡借助这件作品，将都市人群穿越于虚实之间的虚妄感受和真实感受进行了具体化，对“现实”和“虚拟”之间的微妙关系做了形象呈现。

除了对社会公共问题的反思之外，卓凡“艺术自动化”这一形式，对作品的变形中所运用的技术保持了高度的敏感省和反思性。人文主义学者对工业技术多做反思性批判，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针对机器大工业所造成的人的“异化”问题进行了经典论述；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则对同一现象进行了讽刺揶揄。而游刃有余于当下社会的卓凡则对“技术”与“机械装置”始终保持着童心未泯的好奇心，这种“好奇心”可以和他所崇拜的科学家式艺术家达芬奇遥相呼应。卓凡的好奇心直接投向了艺术自动化，且把当代社会标志的汽车作为其技术支撑。卓凡有掌握复杂科学技术以及把这些科学技术付诸实践的能力，在这一过程中，每一小步推进都会使他快乐，也更加助长了他的探索欲望，这种对技术的沉迷与古代人对笔墨纸砚以及“书写性”的嗜好异曲同工。可贵的是，卓凡对自己的“沉迷”始终保持着一种警觉，在这一过程中，他没有陷入乌托邦式的哀婉和悼念，而是在肯定现实的基础上，从中找到缝隙，对机器、技术世界进行人工错位和主观解构，这和现代主义艺术家面对现实的积极态度颇为相似。

这也是我们执迷艺术的缘由。

19世纪中叶，波德莱尔将巴黎纳入诗歌的表现范畴，在浪漫主义避之不迭的城市题材中，发现了支撑诗歌的意象，由此拉开了“现代主义”的序幕，在这里，波德莱尔表现出了题材选择的变化。在网络时代高度发达的当下，技术在艺术中所扮演的角色应该重新思索和定位。保罗•瓦雷里曾预言“所有的艺术种类皆有其物质部分，对于这部分，我们再不能像从前那样观察对待；它们也不可能不受到现代科学以及现代实践的影响。”相对于瓦雷里预言的时期，在近百年后的今天，“现代科学”应该有更强烈的影响。在卓凡的下一件作品中，为了车体变形需要，汽车的所有零件都要经过变形和重组，经过变形的汽车还可以一瘸一拐地蹒跚行驶在城市车道上。仔细思考可以发现，卓凡这一系列的人工装置作品，在用一己之力和汽车工业技术相抗衡：卓凡对机器的改造，其实是在质疑和动摇以技术作为核心要素的现代社会的构成模式以及思想理念——他在看似合理的机器世界以及现实社会中开辟出一条“人”的途径，在共性中渗入个性，而这种“渗入”又不是表面化的，在此之前，他要掌握支撑汽车（以及现代社会）运转的核心技术，在其允许的范围内进行艰难而准确地变形，从而达到揶揄的目的。

改装后的汽车重新上路，其滑稽的行进样式构成了对现实社会合理性的讽刺场景。在探索的过程中，卓凡和他的“艺术自动化”在合理中发现了不合理之处，在合理的最深处引爆了问题。